5·15 | 親歷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：賠我的6萬這樣到賬
投資者胡邦偉收到的賠償款對賬單
4個月前，浙江股民胡邦偉賬戶中收到一筆6.19萬元的特殊轉(zhuǎn)賬，名目為“上海A股先行賠付款入賬”——此時距離他參與一起“中國式”證券集體訴訟不到半年時間。
胡邦偉是一位20多年股齡的資深股民，整體盈利。他在打新股前會閱讀招股書，持股過程中會閱讀上市公司定期報告，認知理性，情緒穩(wěn)定。用他自己的話說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“炒股是炒股，生活是生活”，“股市資產(chǎn)占比不到20%”，可以算是一位模范級股民。
但是命運的脾氣不好琢磨。
2015年、2022年，胡邦偉先后遭遇了華澤鈷鎳、澤達易盛兩起財務造假案件。
其中，前一案從2015年證監(jiān)會立案調(diào)查開始，經(jīng)歷行政處罰、刑事立案、退市處理、民事訴訟等多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直到2021年6月方才終審判決。以胡邦偉參與的民事訴訟受理至終審計算，也有兩年多時間，胡邦偉賬戶損失8萬余元，獲賠金額3000元出頭，“比一審（判定結(jié)果）還少了七八千塊”。
后一案則在上海金融法院、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、中國證券登記結(jié)算有限責任公司等單位共同協(xié)作下，由普通代表人訴訟成功轉(zhuǎn)為特別代表人訴訟，并最終調(diào)解審結(jié)。從法院受理普通代表人訴訟至審結(jié)僅8個月，從轉(zhuǎn)為特別代表人訴訟至審結(jié)僅5個月，胡邦偉賬戶損失11.2萬元，獲賠金額6.19萬元。
財務造假為禍：從80多元補倉到20多元
胡邦偉本是在科創(chuàng)板初期打新中簽的幸運兒。2020年6月，他以19.49元的價格中簽澤達易盛新股。澤達易盛上市首日，股價曾一度突破80元，這次中簽原本應給他帶來兩三萬的盈利，但公司的虛假陳述徹底改變了事情的走向。
“我看了招股書，覺得業(yè)績和成長性都過得去，所以新股沒賣，反而是一路在買。”作為一名根據(jù)信息披露進行決策的資深股民，胡邦偉對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深惡痛絕，也正是公司的虛假信披，導致他隨股價下跌一路補倉至2021年四季度。“雖然公司利潤確實下降了一些，但是股價跌幅更大，算算估值在當時也不算高，所以繼續(xù)補。”
胡邦偉補倉后期，澤達易盛股價已經(jīng)一路跌至20余元。其在這一只股票上的總投入也達到13.05萬元。
“股票盈盈虧虧都正常，只要公司客觀陳述，行業(yè)出現(xiàn)波動、經(jīng)營出現(xiàn)問題，這些后果我都是認的。但是我們只能靠招股書、每年幾次定期報告這一點點信息來判斷公司，如果你連這些東西都要造假、要騙我，這我就覺得說不過去了?！焙顐フf。
由于擔心過早清倉影響后續(xù)索賠，胡邦偉直到2022年四季度澤達易盛公告將因重大違法退市后才清倉股票，此時股價又經(jīng)歷連續(xù)跌停至6元多。對賬單顯示，這筆投資總的損失達到11.21萬元。
特別代表人訴訟：近于零成本的維權全程
由于有過一次維權經(jīng)歷，胡邦偉在清倉股票的同時，已經(jīng)開始關注民間組織的維權動向——盡管他對上一次維權經(jīng)歷不是很滿意?！叭A澤鈷鎳那次，要找到律師簽委托書；要取證，去證券公司拉交易流水、蓋章；律師需要出差辦案，這個差旅費用要我們這些維權投資者墊付；索賠成功了，要給律師20%作為律師費，畢竟人家付出了很多勞動。整個訴訟的時間確實也很長，前后有兩年多。最后終審判下來的3000多塊賠償款，相對于我8萬多的損失，我是不滿意的，但是上訴還要很高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，想一想覺得犯不上，那就算了吧。”
但這次不一樣了。
彼時胡邦偉不知道的是，為配套保障注冊制改革推進，我國資本市場法治體系進行了一次重要迭代，其中一處革新，即以2020年新版證券法施行為標志，在資本市場領域確立了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，這就是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制度。
簡單來說，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制度要經(jīng)過兩個程序，一是法院要成立一個普通代表人訴訟（普通代表人訴訟，即法院受理后公告征集同案受害者，投資者表明態(tài)度參與訴訟）；二是普通代表人訴訟公告期間內(nèi)，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代表人參加訴訟，特別代表人訴訟成立后，通過登記結(jié)算機構調(diào)取全部同案受害者名單提交法院，法院審核后確定最終的獲賠投資者名單，投資者無需表明態(tài)度即視為參與訴訟，所謂“默示加入，明示退出”。
胡邦偉的親身經(jīng)歷說明，這次確實不一樣了。
“取證不用自己去取了，所有原始交易持倉信息交易所和登記結(jié)算機構都有嘛，什么都不用做，直接給你取好證；一分錢也不用墊付，律師這一端的費用應該是投資者服務中心支付了。”最重要的是，胡邦偉說，“因為投資者服務中心、交易所、中證登等單位的介入，我想各個方面對這個案子都會非常重視——這在中國是很重要的——就像前面說的，轉(zhuǎn)為特別代表人訴訟后五六個月就調(diào)解結(jié)束了?！?/p>
“我全程幾乎沒干什么事?！焙顐フf。
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：獲賠人數(shù)從12名到7000余名
投資者田潤平收到的賠償款對賬單
在此案中，相比胡邦偉的“無感”，更“無感”的應該是天津投資者田潤平。
田潤平是一位刑訴律師，股齡15年，他奉行的投資思路是“少看賬戶”。因為工作較忙，每當自認看清一類資產(chǎn)的中長期趨勢后，他就買入股票并持有，“一年也看不了幾次賬戶”。這種客觀上減少出手次數(shù)、過濾日常噪音的投資方式，加之對資產(chǎn)走勢的獨到見解，讓他在15年漫長的股市投資中實現(xiàn)了整體盈利，“不求大富大貴，只求穩(wěn)穩(wěn)當當”。
但這種淡定的投資方式，也給他帶來了麻煩。
“我是澤達易盛新股中簽，上市首日賣了一半，后來工作一忙就忘了賣。等再打開賬戶的時候，發(fā)現(xiàn)股價跌下來了，就先后補了幾次?！碧餄櫰秸f，他甚至直到公司退市也沒有賣出股票，對證監(jiān)會立案調(diào)查、行政處罰的過程也沒有仔細關注。
該案普通代表人訴訟階段只有12名投資者向法院提起訴訟，待到案件轉(zhuǎn)為特別代表人訴訟時，由于“默示加入，明示退出”機制的存在，有望獲賠的投資者數(shù)量從最初的12人一下子擴大到實際賠付的7195名適格投資者。這7195人共獲賠2.85億元，其中最高者獲賠500余萬元，人均獲賠3.89萬元。
“好像沒有什么特別需要我做的事情?！碧餄櫰交貞洝?/p>
換句話說，此案中符合賠償條件的投資者，只要沒有明確表示“我不要賠償”，就可以什么都不做，等待賠償款最終到賬。
盡管自謙為投資門外漢，但作為法律專業(yè)人士的田潤平，還是高度評價了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設計和執(zhí)行?！暗谝唬艺J可這個路徑。先不說賠償結(jié)果——對賠償結(jié)果，肯定有滿意的，有不滿意的——能找到全部（適格）投資者，讓大家獲得賠償，這就是個好路徑?！?/p>
“第二，我認同官方機構的加入。我作為老百姓，感覺投資者服務中心、上交所是官方機構，也是有公益性質(zhì)的機構。它們的介入，不僅會打消投資者的顧慮，也會更容易獲得法院的認同。像我本人代理公益訴訟時，我感覺法官對我的態(tài)度和認可就會更高，因為我沒有自己的利益在里邊，這是同樣的道理?！?/p>
“第三，我認可執(zhí)行結(jié)果。我也聽說一些案子，告贏了很不容易，執(zhí)行更不容易，到最后賠不出錢來你也沒辦法。但是這次案子，因為上海金融法院、投資者服務中心、上交所等等機構的介入，各方都非常重視，像保薦機構、律所、會所等等涉事中介機構，都主動拿出1億多資金來賠，這是很實際的結(jié)果。”
“第四，我認可速度。有比我早一年（受理）的案子，到現(xiàn)在判決還沒下來。所以我這次的案子，拿我們天津相聲大師馬三立的段子說，是‘趕上這撥了’?！?/p>
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這樣落地
我國關于建立投資者集體訴訟制度的建議最早出現(xiàn)于2000年前后，隨著實踐的深化，20年后終于寫入了新《證券法》。2020年7月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證券糾紛代表人訴訟若干問題的規(guī)定》發(fā)布，從司法解釋位階、司法實踐角度，為法條設計的制度落地提供了明確路徑。當然，在實際落地的過程中，還有大量空白需要填補。
同時，作為一項涉眾涉財?shù)娜轮贫龋绾巫畲蟪潭鹊匕捅憷顿Y者，既在法的精神中，更在法的實踐中。投資者服務中心相關業(yè)務負責人表示，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最大的特色是“默示加入、明示退出”，投資者無需支付費用、無需經(jīng)歷訴累，即可享受特別代表人訴訟成果。投資者服務中心啟動特別代表人訴訟需獲得50名以上投資者的特別授權委托，為滿足該前置條件，投資者服務中心依托中國投資者網(wǎng)開發(fā)投資者公開征集系統(tǒng)，同時為便利投資者參與征集、提交相關材料，專門開發(fā)了微信小程序，投資者通過手機掃碼就可以完成資料提交、人臉識別。在澤達易盛案中，為更好傾聽投資者聲音，在中國投資者網(wǎng)增設了專欄接收投資者意見、建議。案件賠償款發(fā)放階段，投資者服務中心致函100家證券公司，請其告知投資者賠償款的到賬情況。同時，一直保持暢通400熱線電話為投資者答疑解惑。
上交所投資者服務部相關業(yè)務負責人表示，集體訴訟制度在本土市場能否茁壯成長，不僅考驗立法者和監(jiān)管者的智慧，更取決于權益被侵害的廣大投資者能不能拿到真金白銀的賠償。在康美藥業(yè)、澤達易盛兩單特別代表人訴訟推進過程中，上交所立足一線監(jiān)管職責，在做好信息披露監(jiān)管、保障重大違法強制退市的同時，力求與投保機構形成制度實施合力。在規(guī)則制定方面，充分體現(xiàn)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宗旨。例如，在上市規(guī)則中明確代表人訴訟為應當及時披露的重大訴訟，要求因上市公司欺詐發(fā)行、虛假陳述等信息披露違法違規(guī)行為導致證券群體糾紛的，公司應當積極通過證券糾紛多元化解機制等方式及時化解糾紛，降低投資者維權成本。在暢通訴求處理渠道方面，通過投資者服務熱線、接待來信來訪等形式，接收投資者對上市公司、證券經(jīng)營機構等市場主體的投訴、建議和舉報，便利投資者行權維權。在制度宣傳方面，通過在官網(wǎng)、微信公眾號等渠道發(fā)布通俗易懂的投教微課、廣播、長圖等材料，幫助投資者更好地懂法用法?！疤貏e代表人訴訟發(fā)揮的‘核武器’作用更重在示范引領，在當下上市公司退市常態(tài)化的背景下，上交所面對廣大投資者更注重‘授人以漁’，鼓勵投資者加強自我保護意識，通過向投保機構、行業(yè)協(xié)會等公益機構請求專業(yè)調(diào)解等方式化解糾紛。”
《國務院關于加強監(jiān)管防范風險推動資本市場高質(zhì)量發(fā)展的若干意見》指出，必須始終踐行金融為民的理念，突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，更加有效保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。同時明確，到2035年要“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適應性、競爭力、普惠性的資本市場，投資者合法權益得到更加有效的保護”，特別強調(diào)“健全退市過程中的投資者賠償救濟機制，對重大違法退市負有責任的控股股東、實際控制人、董事、高管等要依法賠償投資者損失。”“新國九條”提出的要求、目標和工作部署，為下一階段資本市場投資者權益保護救濟進一步指明了方向。
投資者的“中國式”隱形契約
投資者對特別代表人訴訟制度的期待非常高，這也凸顯了新制度的巨大生命力。
“為什么當出現(xiàn)問題的時候，我希望有官方機構介入？”胡邦偉說，“我不清楚這些機構的具體性質(zhì)，在我看來都是官方，或者都是行政機構的延伸。雖然從現(xiàn)實講，不可能每個案子官方機構都管得過來，但還是希望官方機構更多地管，更多地介入。這是因為，我們市場就是政府開辦的，老百姓相信市場參與市場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政府信譽的背書?！?/p>
“我覺得老百姓愿意進入市場，實際上心里是存在著與政府、與行政或者與官方機構的一個隱形的契約，所以當有問題發(fā)生時，還是要官方機構介入和負責任。這是我們市場和歐美市場不一樣的地方?！焙顐フf。
田潤平也表示，澤達易盛的特別代表人訴訟，為投資者維權提供了一個金融司法實踐的范本。從對未來的期待看，作為法律專業(yè)人士的田潤平也仍然希望官方機構更多介入，“事后救濟這塊，我當然是希望官方機構更多參與，因為從現(xiàn)實看，它們擁有一些無可替代的優(yōu)勢：從投資者的尋找，從取證的難度，從法院的認可和信任，從財產(chǎn)執(zhí)行的線索，從各個方面的重視程度，確實當前官方可以發(fā)揮更大作用?！?/p>
“當然我也清楚，官方的資源是有限的，不可能每個案子都參與。但是現(xiàn)階段，我還是希望每出一個案子官方都能介入，堅持一段時間后，把違法者造假者的僥幸心理打掉，后面的案子可能會越來越少?！睘榇耍餄櫰浇ㄗh應大力充實投保機構和交易所投保崗位的人力和資源投入，“如果認為現(xiàn)在（財務造假）這個矛盾比較突出的話，就必須加強力量，而且要果斷，要立竿見影，把震懾和示范的效果迅速做出來?！?/p>
進一步充實力量，更多介入投資者權益侵害案件，壓實違法者賠償責任，從速有效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——特別代表人訴訟作為特色鮮明的“中國式”集體訴訟設計和實踐，才剛剛上路，向著朝陽，沐著晨風。
風險提示：本文件來源于投服中心。未經(jīng)原著作權人書面許可，任何機構和個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轉(zhuǎn)發(fā)、翻版、復制、刊登、發(fā)表或引用。
本文件所提供之任何信息僅供閱讀者參考，既不構成未來本公司管理之基金進行投資決策之必然依據(jù)，亦不構成本公司對閱讀者或投資者的任何實質(zhì)性投資建議或承諾。本公司并不保證本文件所載文字及數(shù)據(jù)的準確性及完整性，也不對因此導致的任何第三方投資后果承擔法律責任。基金有風險，投資需謹慎。